勘探方法与地质经济

黄超

当年学校发给我的报到单位是“冶金工业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地址在北京管庄。刚从学校出来，对北方的农村地名很少知晓，单位怎么会在农村村庄里呢？很奇怪。从北京站出来，因为随身带了被子、箱子等大件行李，所以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要求拉到管庄，所幸的是一说管庄，三轮车夫二话没说、就请上车走人！。可见管庄当时是已很有名气了。三轮车不快不慢地在往东的郊区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近两小时），在旷野的农村中见到了一片“公家的建筑群”---这就是管庄。原来这是东郊一个很大的单位聚居点。

进所报到后，被分配到矿床室勘探方法组。当时的矿床室是研究所最大的一个研究室，设有有色、黑色、稀有和勘探方法四大专业研究组，而勘探方法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专业组，直到文革前共有在编人员17人，当时全所有7位留苏回国生，勘探方法组就有3位。研究课题的核心内容，就是地质勘探工作的经济效益问题，用当时所长的直白说法是“就是研究地质勘探工作中如何节省勘探成本和缩短地质勘探周期，加快矿山建设步伐”。因为地质勘探工作进度慢、勘探周期长，大部分经费消耗在勘探工程上，因此选择合适的勘探工程手段和布局是节省勘探经费的核心。

在勘探工程的选择方面，首先是勘探网度的合理确定。勘探网度过大，矿体的形态和储量控制就差，直接影响到矿山规模的确定和生产寿命。勘探网度过密，就会浪费勘探工程量和拖延矿床勘探周期，相应矿山建设要推迟。勘探工程的布局也很讲究，经钻探工程控制的矿体储量，必须要由坑道工程来验证才能确定为矿山先期开采的高级储量。但由于坑道工程成本很高、进度慢，所以应该研究考虑坑道工程时间上的合理銜接和空间上要能被后期的矿山建设利用。

综上所述，研究这些工程的选择和合理布局，在当时的科技环境和条件下，只能建立在由已知到未知对比基础上确定。因此，矿床的探采对比分析，包括矿体形态对比，储量误差对比，以及品位级差对比等，是当时勘探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我国著名的河北寿王坟铜矿，安徽铜官山铜矿，狮子山铜矿，江西大型归镁山钨矿等，先后进行了典型矿床的“探”、“采”对比分析，使得对后来同类型的周边矿床的地质勘探起到了很好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此外，在矿床勘探工程与后期矿山建设工程的衔接和利用上，也开转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例如，对当时辽宁省红透山铜矿作了典型实例研究。该矿是一个垂直深度很大的、大型变质岩铜矿，如果一次性地质勘探清楚，然后进行矿山设计建设，勘探周期很长，同时大量地质勘探资金被积压，矿山建设也要后推。而当时国家急需该铜矿上马建设。经地质勘探单位和矿山建设部门反复研究以及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采取“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的三结合建矿方案。在地质勘探过程中，又采取地质物化探相紧密结合的手段，由已知到未知推断、评估深部矿体的远景储量，实行矿山总体设计，建设工程逐步分段到位的建设方案。后来实践证明，三结合方案是可行的，特别是用以验证首期开采矿床储量的坑道工程和矿山建设的基建工程相迭加和利用，使得整个矿床的地质勘探周期和矿山建设周期缩短近一半。

此外，由于当时冶金工业系统，既有较强的冶金（有色）地质勘探力量，又有十分丰富的、各种不同矿床的矿山建设开采实际资料，研究矿床探采对比、确定合理的地质勘探工程的选择及其布局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勘探方法”的专题研究，在全国地质行业独此一家，也算是我国地质行业中最早涉及研究地质工作中的经济效益问题。所以每次野外工作结束回所，当时的所长和主管业务的副所长，都来亲听专题汇报，并且对下步工作提出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今日回顾、也可以说我国地质行业中最早从事地质经济研究的专业研究组，具有一定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可惜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把这些研究人员冲散，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从事新的工作。例如，当时首任组长唐端才同志，后来担任武汉钢铁公司地质总工程师；邓功全同志，后来担任辽宁省有色地质勘查局总工程师；刘冬生同志，后来担任桂林有色矿产地质研究院业务副院长；黄则挺同志，后来担任中南冶金地质勘查公司党委书记；徐涛同志，成为定居加拿大的著名地质经济学者；张玉衡同志，成为国内很有名望的地质经济学者，等等；以及其他同志，均在新的岗位担任不同层次的重要责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十年动乱的终结和全国拨乱反正工作的展开,恢复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也在加紧筹划。不久，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在北苑挂牌恢复。紧接着组建各有关科室。时任研究所所长的康永孚先生，亲自委托原勘探方法组副组长周秋兰同志，以留存在所里的原勘探方法组成员为班底，组建地质经济研究室，本人亦被动员参与其中。后来陆续招进了一些地质经济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地质经济研究室逐渐开始了它的新的课题研究工作。截止上世纪末，先后共有15名同志从事地质经济类课题研究。在此期间，所里其他科室人员变动较大，但地质经济研究室成员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地质经济在地质行业中，逐渐被认可和重视。其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当时要回迁北京的单位比较多，上级力避北京出现重复建制，因为当时桂林地质研究所也属冶金部，恢复北京所有重复建制之疑，上级迟迟不批复。其中“地质经济研究室”被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兴专业，作为申请建所的重要理由之一。可见当时的地质研究所领导对地质经济研究室是很重视的。

“地质经济”专业研究工作的近20年间，先后共完成了20多项的地质经济研究课题。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矿产资源就是经济资源，没有开采经济价值的矿石，就是一般的废石。只有具有利用的经济价值，才有被开采利用的工业价值。所以在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全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经济评价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地质勘探工作基本上沿用苏联的地质勘探规范模式，地质勘探单位多以储量为中心，矿床地质勘探工作达到规范确定的任务和目标，完成规定的储量级别勘探报告就完成勘探工作。对于勘探完成的储量成本大小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核算基本上被忽视，因为矿床开采的经济效益由矿山建设和生产部门来实现的，矿床开采建设的外部条件由建设部门去考察，结果不少矿产探明储量因外部建设条件不成熟而成为“呆矿”，而矿山又在“等米下锅”。改革开放后，这些问题才被纳入到地质经济效益的范畴而逐步加以重视。我们产业部门的地质经济研究方向也就侧重于矿山资源地质勘探与矿山建设一体化中的经济效益来确定项目和课题。20多年来主要开展和完成课题项目基本上归纳为五个层面，即：

矿山资源地质勘查与开采利用的宏观评估、总结和分析。例如，对“我国铁矿资源”、“我国铜矿资源”、“我国海滨砂矿资源”，以及重点大型铜矿区带资源等先后作了宏观经济评价研究。

接受委托，对某些危机矿山的接替资源作了可行性评价。例如，先后对广西平桂矿务局所属生产矿山的周边砂锡贫矿储量，作了系统的可行性经济评估；对青海锡铁山深部铅锌矿储量的工业指标作了重新评估；对湖南桂阳宝山铜矿西侧铅锌矿段开发建设作了经济效益的预测和评估，为矿山作为接替资源开发建设提供依据。

（3）对已完成地质勘探工作的待建矿床，作了开采利用的经济效益评价。先后对广东锯板坑大型钨矿床，内蒙霍各气大型铜矿床，青海大型德尔尼铜矿和兴海铜峪沟铜矿等，均作了列项研究评价，为这些矿床探明储量的迅速建设利用，提供了经济效益依据。

（4）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或社会委托），研究和确立某些定量评价指标。例如，先后两次参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十大有色金属矿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的研究；对我国东西部有色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布局的转移，作了研究和探讨；对黄金储量承包价格体系的评估和确立，作了专题研究；以及对有色地质勘探单位推进企业化改制的进展，作了有益的分析、探讨等。

（5）承接（94年初）和完成了规划多年的“有色地质计算机联网系统”。该项目管理有色地质总局领导的十九个省局、一个大学和一个资料馆。这些下属单位，每月、每季、每年和每五年，要向总局汇报工作；他们有好几个业务处，基层单位近千。“有色地质计算机联网系统”的开通，把传统的、烦重的人工劳动力解放出来了。

综上所述，这些课题成果，基本上得到地质勘探单位和矿山生产部门的肯定和接受。其中，获得部级（有色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协作参与），三等奖3项，四等奖3项，为我国有色地质经济专业研究作出了一定性贡献。

80年代中期，为了在有色地质勘探工作中、加强地质经济工作开展，总公司地质总局在所内成立了有色地质研究中心（挂靠地质经济室）。在八五期间，以有色地质中心牵头组织各有关地勘局开展相应的地质经济研究工作，例如，对陕西、甘肃、贵州、湖南、吉林等有色金属重点省区内，矿山保有开采储量、矿床地质勘探储量、以及地质找矿远景储量进行了总体经济评价，为本地区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依据。

上述矿床经济评价工作的实际经验积累，为20世纪末地质经济研究走向市场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致使后来国家开始实行资产评估师社会统一考试时，经济研究室的几个同志首先获得了国家统考的资产评价师资责（优于国土资源部）。因此，在本世纪初，国家真正实行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新机制中，他们很顺利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成为国内资产评估队伍的首批的重要骨干。后来随着老同志的陆续退休，新兴骨干力量的走向市场化尽责，并且由于有色地质队伍的大调整、体制大改革，研究所企业化体制的改革，所里地质经济专业研究的消失也不得而为之。当然，自然界一个事物的新生、发展、消失，这是必然的哲学逻辑。但愿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借六十华诞的契机，将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时期

专题研究组成员

备注